“谁能救我弟弟，我愿意嫁给他，并且可以马上跟他坐火车回家结婚！”1月24日上午，微博网友@黄习超发布了一组“姐姐征婚救弟弟”的照片引起众多网友关注。

  （详见本报今日AⅡ02版）

  “征婚救弟”，的确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之前，类似的事件，的确已经发生多起。对于弱者而言，有没有“吸睛效应”，是他们能不能获得救助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  对于昆明这起“征婚救弟”事件，有人读出了悲情，也有人读出了炒作，更有人开始对征婚女的长相评头论足……“征婚救弟”固然有一定的吸睛效应，但已经不是第一次运用，而大众传播，正好有一个“喜新厌旧”的毛病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“征婚救弟”式求助，如果没有制度回应，的确很可能“始于喧嚣终于寂静”。

  对于“征婚救弟”式求助，公众可以不出声，也可以保持沉默，因为他们“见怪不怪”了；但社会救助制度不能装作看不见，因为他们绝不能丧失对类似事件的敏感，绝不能习以为常。毕竟，一旦救助制度也对类似事件失去了痛感，那就等于把这群弱势群体推向了悬崖，这是现实不能承受之重。

  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，我国的医保制度一直在改进和完善，国家的财政投入力度，也一直在加大，不少人已经享受到医保制度带来的利好。但是，在一些大病面前，尽管有相关的大病医保制度，但动辄几十万的巨额医疗费，对于收入微薄、求助渠道有限的家庭而言，仍然会面临无钱可医的尴尬。故此，大病医保制度，的确应该继续升级，从被动申请向主动救助迈进，如此才能在制度上对相关救助进行保障。

  自然，医保制度从来都不可能尽善尽美，因为资金总是有限的，总有保障的缺口与盲区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医保之外的其他救助制度应及时跟上。在此次求助事件上，便有网友留言称，“红会呢？出来走两步”。这样的调侃，其实也是在对红会救助的一种呼吁。自然，我们不可能奢求每次类似的求助，都能换来红会的救助。但最起码，我们希望医保制度与红会在内的社会救助，能够有足够的衔接，让每一名弱者都能得到救助。

  纵使大众对“征婚救弟”式求助有些“脱敏”，但希望救助制度本身，要对任何的求助讯号保持敏感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消解弱者的无奈与无力，也才能发挥制度的良善本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