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述人：边强 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、副所长

  5月14日晚，中国文物协会会长罗哲文逝世，一位大师走过了88载岁月，远离我们而去。远去的大师，足迹也曾留在千里陇原。这里的一段段长城，一座座石窟，都有着和他息息相关的故事。

  罗哲文是中国古建筑学家，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，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，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，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、刘敦桢等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。他曾经多次到过甘肃，不仅实地踏勘了长城，而且还在十年浩劫中为保护文物奔走，曾呼吁抢救甘肃炳灵寺石窟，因而他也被人们称为甘肃文物的保护神。今天，就让我们跟随边强先生聆听大师留在甘肃的故事。

  谦虚和蔼 如沐春风  

  我虽然是2000年后才调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，但对罗哲文先生却仰慕已久，总想着，能有机会拜访这位文博界的老前辈。但真正见面却是在2007年。那年，国家文物出版社举行50周年庆典，我代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应邀赴京祝贺。一同去的还有省博物馆的林健副馆长，在北京又见到了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。樊大姐是文博界的名人，和她打招呼的人很多，尤其是老同志见面更是亲热。她也不失时机地向我们介绍认识了许多知名的大师，罗老就是这时认识的。

  罗老为人谦和，尤其是在奖掖后进上更是不遗余力。知道我来自甘肃，似乎特别亲热，向我问这个打听那个，对甘肃文博界很是熟悉和关心。原来他曾多次到过甘肃，最早的一次大概是1963年。那年，他陪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来甘肃考察，先后对天水麦积山石窟、炳灵寺石窟和敦煌莫高窟进行了踏勘调查。后来在1978年、1981年、2003年分别到过甘肃，对我省境内的秦、汉、明三代长城等古遗址进行过考察。

  没等问姓名，我就自我介绍说：“罗老，我的名字你一定不陌生，我就叫边强啊！”（明代称长城为边墙，我名字就取此谐音）罗老一下笑了：“长城啊，那忘不了的。”当时，我正着手编著《甘肃关隘史》，就趁机向罗老作了汇报，并恳请他作序，没想到老人家很痛快地就答应了。

  2008年春，我退休后，时间稍充裕，便抓紧笔耕，于初夏写成了60多万字的书稿。这时请罗老写序之事便迫在眉睫。我在省旅游局任副局长的老伴因为也曾和罗老一起搞过活动，早就认识，便托一位和罗老熟悉的朋友代为联系，同时把全书的内容提要呈上。没想到不到一个月，我就收到了他所写序言的手稿复印件，竟有两千字之多。但我仔细阅读后，在感激之余却也甚感不安，罗老对我抬举有加，肯定鼓励之情溢于言表，让人很是惶恐，书如果写不好岂不有负提携吗？于是又对书稿进行了反复审改和充实，力求考证翔实，言之有据，力争使其成为一部对古代关隘研究的信史。

  群众来信 抢救炳灵寺  

  2008年8月，我们夫妇到北京联系书稿出版之事，并专程去拜访罗老，请他们夫妇共进午餐。我们在一起说长城、谈摄影，很是投缘。能亲聆教诲，也使我受益匪浅。罗老还题字给我赠送了他的著作，希望我对长城关隘的研究能够坚持下去，争取出一部高质量的好书。

  后来，我在罗老画册中看到一张他1963年在天水麦积山洞窟前同诸多老前辈的合影。现在，照片上的人大都不在了。那年，罗老40岁，风华正茂。罗老给我讲，当年6月他陪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、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、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等学者来甘肃考察。他们从东到西先后考察了麦积山石窟、炳灵寺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地。

  罗老回忆说，当时接待条件有限，他就和王冶秋挤在一间屋子里。他们白天爬上爬下考察石窟，晚上他就听王冶秋讲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。整整三个漫长之夜，使罗哲文对王冶秋这位老革命肃然起敬，。可以说，麦积山成了他难忘的受教之地。

  今天的炳灵寺，十万佛光照高峡，美丽的风景令四方游客惊叹。炳灵寺能保存下来，还得感谢罗老。“文革”中，文物系统已经瘫痪，当时为修地铁，施工部门准备拆除北京古观象台，罗老得知后急忙联系几位同志，以革命群众的名义，写信要求保护，才使这座古观象台得以保存下来。

  位于刘家峡水库上游的炳灵寺，虽然在1961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后来在炳灵寺下游兴建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——刘家峡，炳灵寺便面临被淹没的危险。起初，罗哲文、余鸣谦和水利部的专家都在考察后提出了筑坝拦水的保护方案。没想到“文革”中造反派给他发来传单，认为炳灵寺是封建迷信的场所，塑像都是“牛鬼蛇神”，国家不能花钱保护它们，应停止原定的保护措施。获知这一消息，罗老心急如焚。已经毫无职权的他，便联络几位同事奔走呼吁，阐述了炳灵寺石窟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，为保护文物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  耄耋年纪 考察敦煌长城 

  2003年夏，罗老又一次来到甘肃。这时，“非典”刚刚结束，敦煌酷热难耐，罗老便和梁思成的小儿子梁从诫，中华新闻工作协会会长邵华泽等专家学者来到这茫茫戈壁滩上，开始对汉长城残迹、烽燧、关城等古遗址进行科学考察。

  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，罗老还考察了敦煌莫高窟、敦煌博物馆汉长城展厅。尽管天气燥热，但罗老的考察热情丝毫不减。当说起他对长城的认识，以及在1963年到阳关、玉门关考察的往事，便兴致勃勃，还真不像是已到耄耋之年的八旬老人。

  一位同志曾回忆说，罗老个子不高，头发已经花白，上身穿一件格子布的衬衣。走路非常稳，看得出来是长期参加野外活动的缘故。喜欢摄影的罗老出门总是带着两部照相机，一部长焦，一部广角。他对这两部相机情有独钟，常给工作人员开玩笑说：“这两个铁家伙，分量还不轻呢！” 

  罗老是从维修八达岭开始进行长城保护的。建国初，郭沫若提出了要维修长城，并向国内外游客开放。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特意安排罗哲文先行去搞勘察规划。他先拿出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的草图。最后，请老师梁思成审定。梁思成在草图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，有些意见后来就作为中国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延续到了今天。罗老从这时开始长城保护事业。他曾多次考察甘肃长城，临洮、酒泉、嘉峪关等地都去过，做过仔细的考察。

  1963年，他们考察完天水麦积山后，又一路向西。他和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、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讲学。这是罗老首次到敦煌，在工作之余，他带着水壶干粮，又去考察了阳关、玉门关。面对阳关，罗老思绪万千，诗思奔涌。遂赋《两关情思》抒怀，其中阳关写道：阳关旧迹了无垠，古董滩头沙浪新。惟有多情烽燧在，昭昭三叠诉离情。

  走临洮 探究长城究竟有多长  

  要说起长城罗老就精神大增。他把再版后刚出的《长城》一书赠给我，还在扉页写了“边强同志指正”几个字，他是公认的长城专家，中国长城研究第一人，却在晚辈面前如此谦和，让我愈发对之敬重了。

  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有外国人拿尺子在地图上量过后认为，中国的长城只有3000多公里。这个结论在长城研究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都说万里长城，怎么会只有3000公里呢？

  弄清楚长城到底有多长，就成了罗老的心结。1978年，中央五部委考察团在甘肃境内考察长城等文物遗址。罗老也随团考察，专门到甘肃临洮，秦昭王长城起点做过考察，也对甘肃在长城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给予了批评。

  罗老在送我的《长城》一书中认为，长城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，不仅是万里，而且已经达到了十万里。这时，距1978年的考察已经过去了30年。罗老说：“长城究竟有多长？这是研究长城首先接触到的问题。答案是简单的，长城纵横十万余里。虽然这只是个数字，为了弄清它，我竟花费了30多年的光阴。”

  2008年夏，在拜访罗老后，针对他提出的意见，我又对书稿进行了新的充实审改，已达80多万字。当书稿交到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后，又经过两年多的编审流程，直到2011年4月书才到手。随后我即让在京就职的儿子携书面呈罗老，但一直未能联系上，始知老人家住院，已不能接待来访，我们惟有祝愿他早日康复了。但未料，5月15日午后突接儿子短信：“罗老昨晚去世，书未送到，咋办？”看后我夫妇均悲痛失声，特嘱其代我们前往吊唁。我遂即拟写唁电，并转告单位以省考古所名义发往北京，以表悼念之情。

  我在家里摆了个小祭台，挂上我给罗老画的像，燃香祈祷，以寄托对这位“国宝栋梁”学界楷模的崇敬追思之情。